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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度历史视野的局限及其克服——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演变与论争

发布时间:2014-07-07 浏览次数:

作者:牛方玉 来源:《山东大学学报》2013年第4


【摘要】一个史学范式大体包含三个要素或三个层面,即价值信念、历史理念、叙事结构或方法。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先后诞生了“革命化”与“现代化”两大研究范式。“革命化”范式侧重于表达主体性价值取向,“现代化”范式侧重于表达客体性价值取向。在交互性的视域范围内,两大范式互融互通,都有存在的理由。然而,把其中某一视角或视野片面化、绝对化,便失却了历史审视的科学性和公正性立场。在马克思主义史学范畴内重新审视两大范式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两大范式之间既是一种时代性关系,又是一种结构性关系。而后者,更具有根本性。克服单向度历史视野的局限,需要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审视历史的双向视野,准确把握主体性价值与客体性价值既对立又统一的“度”量。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 革命化 现代化 主体性价值 客体性价值 范式

范式一词自1980年代引进以来,迅速改变了中国的人文学术语境。不管人们对范式一词在理解上有多少歧义,也不管其中有多少真假范式,总之,范式一词契合了人们的表达意愿。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大潮的鼓荡下,人们纷纷展开对于各自学科史、学术史的反思,带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学术时代。这是一个需要范式,而又产生范式的时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以其与现实、政治密切而又灵动的关系,其内容、内涵变化尤其深刻,其学科反思的角度、深度尤其具有代表性。而所有这一切,都映射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变化。从中国近代史学科形成之日、奠定基本范式起,一直持续到当前的学术研究,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争论绵延不绝,并且始终没有走出两大范式之争,这或许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一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并没有真正走出近代。进入21世纪以来,在“革命化”与“现代化”两大范式还没有争论出个结果的时候,又有多种范式出笼,最富挑战性的似乎是“后现代范式”。事实表明,如果不能在马克思主义史学范畴内,首先阐明既有基本范式的内在结构、史学功能及其相互关系,阐明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辩证性和严整性,便不能自觉地回应各种外来范式的冲击,同时也不能自觉地吸收各种新的范式。基于这样一个目的,本文首先对“革命化”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作一尝试性的分析。本人认为,一个史学范式大体包含三个要素或三个层面:一是价值信念,二是历史理念,三是叙事方法或结构。以下对“革命化”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解析就是依照上述界定给出的。

一、“革命化”范式的奠定

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近代史诞生于抗日战争一周年、中华民族解放战争(自鸦片战争开始)近一百周年之际(19381939)。作为一种历史意识,它是在中国人民告别古代,在近代走过大半行程,已经看到未来社会的希望,并且明确地意识到近代亦即将成为过去——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正式宣告诞生的。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在殖民地化的道路上一步步沉沦。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既把中华民族陷于前所未有的危亡境地,同时也激发了中华民族的全面觉醒。经过与日本帝国主义一年的战争,中华民族证明了自己强大的生命力。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极大地得到提高,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得以重塑——百年中华民族屈辱史即将作为历史,被神情庄重地翻过。

应对外部冲击的过程,是中国社会组织、功能重新整合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价值重构的过程。鸦片战争的失败,说明中国几千年的制度、文化落伍了,由此开启了中国人民向西方学习的进程。经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1912年终于建立起了一个西方民主式的政府架构——中华民国。然而,由于缺乏相应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启蒙,所谓的民国并没有实现社会的有效整合。其后北洋军阀的混战表明,一个经由社会上层整合下层的尝试失败了。正当中国人民在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上踟蹰不前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西方文明在先进的中国人心目中彻底破了产,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又在彷徨犹豫的中国人心目中树立了一个新的文明典范。“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解放被压迫者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立,开辟了一条经由社会下层整合社会上层的路径。毛泽东诗一样的语言,向我们生动地传达了一种价值信念与一种历史理念之间的联系,一种价值信念对一种历史理念的召唤。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从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阶级社会,最后再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既贯穿着一种历史理念,也渗透着一种价值信念。早在抗日烽火的艰苦鏖战中,毛泽东就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和理念:

由于阶级的出现,几千年来人类的生活中充满了战争,每一个民族都不知打了几多仗,或在民族集团之内打,或在民族集团之间打。打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帝国主义时期,仗就打得特别广大和特别残酷。二十年前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在过去历史上是空前的,但还不是绝后的战争。只有目前开始了的战争,接近于最后战争,就是说,接近于人类的永久和平。从向西方学习——学习物质技术,学习政治制度,学习科学文化,从追求西方到超越西方——伦理价值与物理价值双重取向的超越,深刻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人性逻辑。从19385月到193912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和演讲中,对这一价值重构、价值超越过程的依据、动力、方法的说明,基本奠定了中国近代史“革命化”范式。还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过程进行中,毛泽东就已经形成了对当下历史活动的自觉意识和反思。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成为中国近代革命史的依据。中国近代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形态,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主义存在的滞后性、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性和民族资本主义后发的弱势性,使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矛盾更具有敌对性和复杂性——“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由此便引出了革命化的主题: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同样,近代革命的动力、阶级力量的配比也具有特殊性。农民阶级,属于一个过去社会形态的阶级,却仍然是现在社会形态的人数众多的主体力量;资产阶级,属于现在社会形态的阶级,却存在先天的软弱性;无产阶级,属于未来社会形态,人数不多,却被赋予领导阶级的使命。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完成解放其他阶级的历史任务,在于无产阶级代表了现代生产力并在理论上把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因此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从根本上说来,代表着人类的价值超越性。中国革命的主要方法是“斗争”,这种斗争特别体现为一种意志品质。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充分把握了价值与历史、目的与手段、战略与战术的相互关系,把中国古代的智慧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运用得娴熟自如。但总体上,毛泽东还是强调了“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地进行英勇斗争的意志品质。由此可见,由毛泽东奠定的“革命化”范式主要包括了三个要素或层面:一是主体性、超越性的价值取向或信念;二是包含历史必然性、历史发展阶段性的历史理念;三是表现民族斗争、阶级斗争意志品质的叙事结构或方法。作为一种意志品质,不屈不挠、再接再厉既具有手段价值,又具有崇高的精神价值。“革命化”范式的主要功能是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因此它的阐述重点不是对封建主义(作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作出历史性的分析,而是将封建主义置于完全敌对性的叙事结构当中。其价值旨归,虽然具有很强的超越性,但丝毫不脱离当下的现实历史性,其对阶级主体性的强调始终没有超越民族主体性,因此这一“革命化”范式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一种兼具超越性与现实性的“民族革命化范式”。

二、“革命化”范式的片面化和极端化

1950年代,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斗争基本结束。这意味着那种直接服务于战时动员的政治化史学功能的弱化,并为全方位审视中国近代历史提供了某种可能。而民族革命结束之后,迅速展开的社会主义革命,又使得整个社会继续贯彻原有的超越性价值逻辑,并最终形成“极端化的革命化范式”。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文章《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开启了从学术层面对“革命化”范式的研讨。当时讨论所使用的语汇主要是分期标准、基本线索等现象标识,但学者们明白,不同的分期标准、基本线索隐含的是不同的价值信念和历史理念。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各种分期标准、基本线索不可避免地都要触及“范式”。在这篇文章中,胡绳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三次革命高潮说”。这三次革命高潮分别是: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胡绳的“三次革命高潮说”明确提出是以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论”为依据,以“阶级斗争为标志”,好像只是对毛泽东“两个过程论”所作的一种简化和提炼,但从讨论中发表的各种观点来看,“三次革命高潮说”至少引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质疑:

一是在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关系问题上,将民族斗争划归为阶级斗争,否定了民族斗争的相对独立性。首先是戴逸指出阶级斗争概念存在的问题,他认为广义的阶级斗争包括对内与对外的区别,对此应当作具体分析。进而是赵德馨把这一问题引向历史评价,他认为忽视反对国内阶级敌人和国外敌人的斗争中的民族界限,就会导致忽视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区别,降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国际意义。应当说,这些批评都是有意义的,但当年的批评还不可能明了、不可能预测阶级价值、阶级斗争逻辑持续贯彻的结果。事实上,以阶级斗争为标志划分历史时期,把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也当作一种阶级斗争,绝不仅仅是一种概念上的简单划归,其划归的效果亦绝不仅止于历史表象层面。实际上,突出阶级斗争的标志或标准,势必忽略民族斗争、民族主体性价值对阶级斗争的约束性和整合性,进而缩小民族主体的价值包容性或价值空间——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最近有学者指出:“治史的阶级动机优先于民族动机,将阶级斗争置于民族斗争之上,此为胡绳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基本特点,其‘三次革命高潮论’将近代以来由清朝统治者主导的几次中外民族战争置于相对次要地位,即与他的这一认识倾向密切相关。”本人以为,所谓认识倾向问题,根本则是一个价值取向问题。

二是在阶级斗争与社会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单纯强调阶级斗争的形式表现,失却了社会经济标准的客观性观照。胡绳虽然注意到了存在不同的分期标准,包括“经济生活的变化”、“阶级斗争的表现”等标准,但他认为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的具体表现”主要是阶级斗争,因此,他在事实上采取了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为“唯一”分期标准。出乎意料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讨论中,在现实的浓厚的阶级斗争政治氛围中,金冲及竟能够对“阶级斗争唯一标准论”提出否定性的观点。他直截了当地指出:“胡绳同志对中国近代历史分期标准的看法是片面的、不完全的。”这些观点今天读来,仍然感觉切中要害。他指出:

阶级斗争只有和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结合起来考察时才能用来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如果离开了作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之发展变化来考察,那末它本身就成为“无本之木”而变得不能正确理解,也不能看清它对社会历史真正的推动作用。

因此,他提出:

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应该是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第一个着眼点。……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上阶级斗争的发展及其在性质上的变化,应该是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另一个着眼点。

“两个着眼点”之说,实际上首次提出了研究中国近代史应当确立的两种视角。其经济发展的视角,与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现代化视角或“现代化”范式具有相同的意义。在双重视角的视域中,金冲及认为分期的标准自然应该是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果然,金冲及的观点引出一片声讨。章开沅认为金冲及的提法是“多余的忧虑”,夏东元认为“第一个着眼点”之说“似是而非”。章开沅并且把金冲及统一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的努力视为恰恰相反的做法,“不是别人而正是金冲及同志自己把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割裂开来了”,“这种提法实质上几乎是否认了阶级斗争可以作为社会经济结构发展变化的标志。”戴逸则批评“两个着眼点”之说,实际上是把两者并列起来而有了两个分期的标准——经济的标准和阶级斗争的标准。王仁忱的批评似乎也从相反的方向切中“要害”,他认为金冲及在分期标准上强调社会经济的变化是“模糊了阶级斗争推动历史的作用”。于是我们看到,讨论的结果是阶级斗争这种主观意志论的表现或表达形式成为惟一的价值标准,最后成为学术界的基本共识。

三是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阶级关系问题上,一味地强调被统治阶级、被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作用,而有意无意地抹杀、贬低了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历史作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狭隘的农民阶级价值观和农民阶级斗争动力观。在胡绳表述的“三次革命高潮”中,对第一次革命高潮时期,胡绳认为中国社会内部还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历史的推动力量仍只能是农民这一个阶级”;对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胡绳认为“农民革命——这是中国社会当时主要的革命力量”,虽然存在资产阶级倾向的政治运动,但“其实质则是用从上而下的改良办法来抵制农民革命”;对第三次革命高潮,他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集中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他们在一定程度内进行了对工人、农民力量的发动,然而辛亥革命的结局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给自由资产阶级牵着走,自由资产阶级又让自己为资产阶级化的地主阶级所同化,而后者则把革命带到了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后台——外国帝国主义投降的路上去”,“为这次革命而付出很大的热情、希望与力量的下层人民群众,没有能从这次革命中得到任何东西”。由此可见,农民阶级价值、农民阶级价值标准,贯穿了胡绳“三次革命高潮”及其历史评价。胡绳特别强调农民阶级和农民阶级斗争在近代历史中的作用的观点,这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1981年胡绳出版《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全书贯彻“三次革命高潮”说,该书责任编辑邓卫中发表书评,概述了胡绳的看法,即在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时期,全国各地都有大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正是这些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才把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了高潮,给予内外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在戊戌变法这场由社会上层演出的历史剧当中,“历史的真正主角其实既不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也不是慈禧太后或光绪皇帝,而是成亿的被剥削、被压迫的,为求生存而斗争的贫苦劳动人民,其中主要是农民大众。”虽然胡绳对这一解读不太满意,但现在有学者指出,邓卫中的解读“很难说完全背离20世纪50年代胡绳之本意”。与胡绳的阶级斗争说不同,20世纪50年代的“主要矛盾说”,具有明显地抵消或克服非历史主义的阶级观点的倾向。他们之所以有这种理论勇气,是因为有毛泽东的“矛盾转换说”可资引申、凭借。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有一段关于中国近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论述:

当着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半殖民地国家——引者注)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国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一八九四的中日战争,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战争和目前的中日战争,都有这种情形。……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这种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则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采取直接行动,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中国的辛亥革命战争,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都有这种情形。

据此,孙守任指出,胡绳没有充分估计到各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形式转换,因而在理解三个革命高潮及其锋芒的主要趋向时是不完备的。“尤其在对第二个革命运动高潮的分析中,完全没有提及维新运动的积极的保国保种的口号,而片面强调其实质‘是用从上而下的改良办法来抵制农民革命’。”范文澜依据“矛盾转换说”得出的观点则表现出了非凡的胆识。他在肯定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过程中的地位的同时,还关注到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农民阶级。如果说,农民阶级无论是在毛泽东的革命史叙事还是在胡绳的三次革命高潮说叙事中都有较高的地位的话,那么,给予封建统治阶级以一定的历史地位,则显得不同凡响。

前乎辛亥革命,有封建统治阶级领导的和农民阶级自身发动的民族战争,也有农民阶级自身发动的国内战争,这两个阶级曾经担当过主要矛盾的一面(当然只能是次要面)的主角,因之在划分近代史的各个阶段上,必须给它们应得的地位。

这样一个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及以后,既没有人响应,也没有人直接提出疑义。范文澜给出的近代阶级进化的观点同样发人深省。他指出:

近代史上经济基础有很大的变化,从而阶级的变化也很大,如封建统治阶级的分化,新的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都是重大的历史事件。

显而易见,与胡绳强调农民阶级作为近代历史舞台第一个出场的主体力量相比,范文澜是把一个富有更多理性的阶级及其分化置于近代历史的开端,这才符合近代问题发生的逻辑(即李鸿章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由此开启洋务事业)

然而,虽然20世纪50年代的讨论存在各种挑战阶级斗争惟一动力论、农民阶级斗争惟一价值论的致思倾向,可是讨论的结果,似乎各种争议都被“消化”了,各种质疑、不同观点似乎只是对阶级斗争标准、“三次革命高潮”说的完善。夏东元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阶级斗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要矛盾,三者是内在统一的,不能执其一端来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标准”的观点好像充满了辩证性,但他又说:“这是否有把生产方式、社会主要矛盾、阶级斗争三者并列的嫌疑呢?没有,因为生产方式、社会主要矛盾,都是被阶级斗争制约的。”由此可见,单靠抽象的理论思辨,还不足以打破一个时代对主观意志的迷信。于是,在胡绳的“三次革命高潮说”得到学者们广泛认同的同时,高等学校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和教材编写也都纷纷采取了“三次革命高潮说”。

胡绳的“三次革命高潮说”实际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民族革命化范式”的农民阶级革命化范式。作为一种价值信念,它的价值诉求同样体现为一种超越性的价值视野,但它实际上秉持的主要是一种农民阶级价值。作为一种历史理念,它提供的是一种悖论式历史观。农民阶级虽然是惟一的或主要的革命力量,却不能自己解救自己。全部历史的荒谬性的解除,只有等待无产阶级的降生。作为一种历史叙事方法,它主要是诉诸于一种悲情结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表现一幕幕扭曲的非理性的人格意志场景。由于“三次革命高潮说”贯彻了以农民阶级为中心的价值观,其后来演变为“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强调主要力量是农民群众)”三大标志性事件就是极其自然的了。

三、“现代化”范式的复兴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范畴内,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兴起是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在政治思想领域人为地制造阶级分裂、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功能、阶级斗争价值强调到了极端化、绝对化的程度,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把人民群众的生活搞得困苦不堪,其理论的荒谬性暴露无遗。粉碎“四人帮”之后,政界、学界迅即展开了对“四人帮”极“左”言行的理论反思和拨乱反正。197712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编辑部召开的一个哲学讨论会上,有学者提出需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最终推动社会发展和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动力两个原理的关系问题”。随后史学界开展的“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都对那种狭隘的阶级价值观、夸大的阶级斗争功能观进行了系统的清算与批判。一大批冤假错案得到纠正,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恢复工作。社会整合工作进一步延伸到“文革”之前,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冠以“右派”的知识分子群体全部“摘帽”,20世纪50年代初在农村划分的“地主”“富农”等阶级成分和专政对象也一律取消。所有这些工作,都意味着还国民以平等的身份,意味着民族主体性的重塑。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农村还农民以生产经营自主权,在城市还企业以生产经营自主权,采取引进外资、引进技术设备和先进的管理方式,改革开放迅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一大批个体户、企业家、科技人员等社会精英阶层崛起,对人们旧有的阶级观念形成了强烈的冲击。经历了民族革命、民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一代人,迅速领略了农业发展、工业发展和科技发展带来的生活变化,现实的历史体验不断地启示着人们:还可以用另一种视角看待过去的历史。于是,现实历史的启示与史学为现实历史服务的强烈动机,最终共同促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转变——“现代化”范式的兴起。

1979年,黎澍对当年的历史学研究加以总结,重新阐释了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及其发展,认为“在太平天国以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前后相继,一个发展高于一个发展,最后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黎澍得出的这一结论,特别是他把洋务运动作为太平天国起义的反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开端,直接形成了对“三次革命高潮说”所代表的农民阶级价值中心观的冲击,事实上肇始了20世纪80年代在马克思主义史学范畴内重新对现代化问题的审视。李时岳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发表《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则进一步激起了更为广泛的反响。文章提出了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四个阶梯说”,即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但文章标题更醒目地向人们昭示了不同于“三次革命高潮说”的另一种近代历史演进逻辑。在价值信念层面,李时岳声明并不与“三次革命高潮说”相冲突,“赞成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为线索”,但他主张“必须紧密地联系社会经济的变动进行考察,找出那些能够集中反映历史趋向的标志”。由此看来,李时岳的这一观点不过是延续了20年纪50年代的某些结论。李时岳的突破仅在于,他把洋务运动纳入到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步序列,而把洋务运动纳入的标准,显然是更多地采取了生产力这一客体取向的价值标准。在历史理念层面,李时岳仍然沿袭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只不过他把中国近代历史纳入到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李时岳的观点得到众多学者的响应。刘耀认为,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惟一的出路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能够引导中国走这条道路的阶级就是中国资产阶级,虽然这条道路没有走成功。张耀美也认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代表这一发展方向的阶级是资产阶级,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显示着这一发展方向的社会运动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改革、革新、革命,这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从低级向高级的斗争发展过程。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革新、革命,是近代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由此可见,他们的观点还没有完全脱离“阶级革命”的价值取向,只不过他们从“三次革命高潮说”的农民阶级价值中心转到了资产阶级价值中心。与李时岳、刘耀、张耀美等学者提供的阶级力量、阶级价值单线演进模式相比,孔令仁、胡滨、戚其章等人更倾向于一种双线演进模式。孔令仁仍然沿用“革命化”范畴,但他提出,在中国近代史上主要有两种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一种是农民的革命运动,另一种是资产阶级的革新、改良和革命运动。前者主要体现为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后者主要体现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显然,孔令仁的观点是不想用一种阶级价值否定另一种阶级价值,尤其是在肯定资产阶级价值的时候,不能否定农民阶级价值。胡滨认为,“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谋求社会进步(发展资本主义)两项根本任务。这两项根本任务贯穿着整个中国近代史,一切斗争,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斗争在内,都是围绕着这两项根本任务进行的。它们构成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在这里,胡滨提供了两种价值标准,谋求社会进步(发展资本主义)可以看成是一个客体性标准,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则是一个超越阶级局限性的民族主体性标准。戚其章的观点与之类似,他特别指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发展资本主义密切相关,相辅相成,两条依据要结合起来看。徐泰来把上述两项任务或依据概括为资本主义的近代化,认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世界资本主义近代化潮流的冲击,激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中国社会内部因素的资本主义近代化要求。从1840年一直到1949年,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就是资本主义近代化以及围绕着近代化所展开的一系列斗争。徐泰来在这里确立的近代化取向,虽然还带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色彩,但是已基本确定了客体化的标准。他明确指出,近代化是表示向近代文明的变化、向近代文明过渡的概念。

彻底实现由主体性价值取向向客体性价值取向的转变,由“革命化”范式向“现代化”范式的转换,是罗荣渠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完成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他的《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部专著中。对“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或价值信念,罗荣渠有着清晰的说明。

90年代以来,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开始形成。理论的主要基点是:把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转变为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现代化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心内容是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或大过渡)。从这个新视角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有了这个中心主题,纲举目张,就不难探索近百年中国巨变的脉络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线索。

在罗荣渠看来,现代化这样一种客体性价值取向相较于革命化的主体性价值取向更具有“根本性”。价值信念是历史理念的动力和目标,历史理念则是价值信念的表征和实现,罗荣渠给我们提供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同样是历史理念层面的一次重要变革。

与传统历史观一样,罗荣渠同样强调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这在罗荣渠历史观中体现为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或“一元性”。按照罗荣渠的描述,迄今为止,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总共经历了三次大变革。第一次大变革是工具制作的革命,第二次是农业革命,第三次是现代工业革命。“三大生产力形态引导出的历史演进阶段,是世界不同地区的文明演进一般必经的顺序和阶段。这就是说,大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构成社会发展的客观限界和共同特征。物质生产的发展是第一性的,这是社会发展的‘一元性’的中心意思。”“在同一大生产力状态下的不同社会的发展,受复杂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千差万别,但可大体归纳成为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模式和不同的发展道路;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都不是单向度的、静态的,而是多向度的和动态的。这就是社会发展的‘多线性’的中心意思。一元性是社会发展的共性,多线性是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两者在特定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共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这样一种“新历史观”是不是就是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一种合理解释,本文在此不作深究,但我们认为至少是对当时流行的那种单线进化模式的一种校正。“一元性”既强调了生产力的决定性,“多线性”又提供了历史空间或具体发展道路的可选择性。“一元性”与“多线性”的结合,实际上更多地显示了一种历史发展的“演进性”(多维、立体交叉、网络式。历史发展的这种演进性,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罗荣渠的叙事结构或叙事方法。

尽管现代工业文明表现有总的共同特征与趋势,但并非只有欧洲的或西方的一种模式,而是有多种模式和形态的。每个民族要创造适合自己的历史和民族特征的现代工业文明。

与“革命化”范式相比较,“现代化”范式在叙事结构方面更强调了一种理性因素。因此之故,罗荣渠的“现代化”范式并不否定革命的必要性。他认为,半边缘化加速了近代中国内部衰败的速度,并使现代化被扭曲甚至断裂,而革命化则是抗拒内部衰败和阻止半边缘化的关键因素,它为现代化扫清障碍。同时他又指出,单纯的暴力革命并不能导致现代经济的增长。

没有建立起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没有稳定的政治中心,就不可能把社会内部蕴藏的发展潜力广泛有效地动员起来,这样就不可能从停滞转向现代发展,这是各国现代化的一条基本经验。可见,革命的现代化效应受许多可变因素的影响。只有在导致现代化变革的因素大量聚集的地方,革命才具有现代化的特征,成为使传统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激进方式。在这些因素薄弱或不大成熟的地方,则可能拖延现代化的过程。

因此,在罗荣渠的现代化叙事结构中,中国并不存在一个既定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通过自己的实践,包括各式各样的“试错”,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时光的浪费和贻误,有机会、机遇的丧失,也有现代化的扭曲与断裂。总之,他既关注客体性价值的建构过程,也不否定主体性价值建构的意义,他只是以客体性价值的建构作为标准,来检视革命这种激进社会变革形式所具有的“实际成效”。从范式要素的完整性来看,罗荣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典范意义的“现代化”范式。同毛泽东提供的“民族革命化范式”一样,罗荣渠的“民族现代化范式”也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只不过“民族现代化范式”的侧重点在于总结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四、“现代化”范式的片面化和极端化

新时期以来中国重启的现代化进程,虽然充满了曲折、反复,但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一个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在这一过程中,重新肯定了私有经济,重新肯定了资本要素参与财富分配的正当性,重新对外开放,重新引进外资,历史似乎绕了一个弯路,重新回到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某个起点,所不同的似乎仅仅是我们态度的某种变化——前倨而后恭。于是有些人似乎从现实历史当中得到了某种启发,臆想中国近代的真实趋向就是资本主义化。因此,他们的客体性价值信念,他们心目中的现代化,作为一种历史理念,就是资本主义化和西化。

因为被对手打败,所以向对手学习,这是一种基于本能的自然反应。从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来看,向西方学习,的确是中国人在历史观方面发生的第一次变革。近年来有国内学者认为,“现代化”范式的形成可以追溯到1938年蒋廷黻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大纲》,然而这一范式提供的历史观正是一种西化历史观。蒋廷黻指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关于经济制度的选择,他特别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了甄别,明确提出了倾向于资本主义的主张:“未开发的国家容易受资本主义的国家的压迫和侵略,也可以利用外国的资本来开发自己的富源,及利用国际的通商来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资本主义如同水一样,水可以资灌溉,可以便利交通,也可以成灾,要看人怎样对付”。西化历史观反映了中国学者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某种特定认识,它的局限所在实际上是它把西方资本主义当成了现代化的某种固有模式或当然模式。基于这样一种历史理念,形成了一种西化现代化范式。新时期以来的某些现代化观仍然延续了西化观。袁伟时认为,“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的惟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李泽厚同样把中国近代社会的归宿归结为“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如果说上述西化观点还执着于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即坚持、追求民族独立前提下的现代化,而新时期以来个别学者的西化观,则在某种程度上有意无意地回避甚至消解了民族国家的主体性。例如冯钢提出,清皇朝垮台后,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共和体制下的“国家重建”,而是进行一场以追逐利润为目标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革命”。他的另一个提法是:“抵御‘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最好办法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并加入到世界资本积累的进程中去。”我们很难想像,在“国将不国”的背景和条件下,如何实现自身资本主义发展并抵御“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如此贯彻“资本主义过程的实质”,在中国近代实现的恐怕不是现代化,甚至也不是西化,而只能算作“归化”,直白地说就是殖民地化。而一种公开主张消解民族主体性的说法则有些骇人耳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从本质上来说是一条中国式的,或大体适合近代中国国情的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近代社会演化的真正逻辑是什么?我们认为,既不是传统社会形态理论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化,也不是传统社会形态理论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化。因为相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辩证的实际的发展,二者都是一种机械化历史观。中国近代遭遇西方列强的确有所不幸,但遭遇不幸后所作的反应不能仅止于本能反应。向西方学习,学习对手,学到家至多是跟对手打个平手,要达到真正地战胜对手,必须是在价值视野、价值层面上超越对手。这其中包括不断地探索现代化的新的道路,不断地提升现代化的层次内涵。如果我们的历史学家不能深入体察此种历史本身展现的逻辑,不能面向未来开启过去历史的价值视野,而是将目光固定在某个抽象的历史时点,以抽离主体性的所谓客观标准剪裁历史,势必跌落到客观唯心主义的泥淖。西化历史观正是这样一种僵化的、狭隘的价值观。

在叙事结构方面,西化现代化范式表现为对革命事件采取一种近乎严苛和冷酷的理性评价标准。且看袁伟时对义和团的评价:“戊戌政变标志着学西方、求变革的挫折和倒退;义和团事件不过是政变后固守传统反对变革的反动逆流的巅峰。换句话说,义和团事件对外使中国在被奴役的附属国的道路上继续沉沦,对内则举目皆是国破家亡的图景。”按照这样一个标准,不但一个阶级反抗奴役的正义性得不到肯定,还要为统治阶级和统治者的无能、无所作为承担历史的罪责。如此分配历史的责任,显然有失公允。与袁伟时更多地否定革命的倾向不同,李泽厚有限度地肯定革命,特别是肯定革命的精神价值,但他认为革命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与大规模暴力冲突所付出的沉重社会代价相比较,他更推崇渐进的改良,而他的论证方法则更多地是付诸于历史假设。历史研究当然允许假设方法的运用,前提是历史假设必须立足于现实的历史可能性基础。依照这样一个标准,我们就来检视一下李泽厚的假设。李泽厚认为,“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早就实现宪政了”,理由是在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已经在进行改革。那为什么清政府的改革没有持续下去呢?李泽厚归咎于一些历史“偶然性”。“谁能料到光绪、慈禧同时死去?如果光绪活着(这本非常可能),康(指康有为——引者注)被召回(这也相当可能),厉行新政,辛亥革命便不一定发生,也不会有以后的军阀混战和其他种种,中国不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吗?”在这里,改良道路能否成功被寄托于光绪皇帝是否活着的历史可能性。“武昌起义后,清廷派袁世凯去镇压起义军。北洋军队把汉口、汉阳打下来后,袁世凯就按兵不动,开始和清廷讨价还价。假如慈禧在世,袁世凯根本就不敢这样做。慈禧有权谋,能够统率、控制比袁世凯的权势大得多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慈禧面前,袁世凯是非常畏惧的,根本不敢心存异想。所以,如果慈禧活着,即使发生辛亥革命,很快就会被慈禧压下去的。”在这里,改良道路的能否成功,又被寄望于慈禧是否活着的历史可能性。然而稍微向前追溯一下历史,人们都知道,同一个慈禧,曾经是赶杀维新派人士的刽子手。那么,如何为慈禧脱掉干系,更大程度地添加改良道路成功的可能性呢?李泽厚作出如下说明:“如果她早死十年就好了,戊戌变法就成功了;如果她晚死十年也好了,就不会有辛亥革命了。”有此一说,改良道路能否走得通,从统治阶层一方来说,系于慈禧一人之身。然而慈禧毕竟又寿有定数,所以慈禧寿命的自然必然性给了“本有一定的现实可能性”的改良道路重重地一击。李泽厚于是又把视野转向体制外的被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辛亥革命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这当然是一条非常理想化的道路,同时也是一条很大程度上的虚拟化的道路。在统治阶级缺乏主动变革意愿的情况下,被统治阶级要形成对统治阶级的“逼势”,除非被统治阶级的力量能够整合到大过统治阶级的力量。而在缺乏制度化的“倒逼机制”的背景下,力量弱小的一方试图“强逼”对方,结局自然逃脱不了被镇压的命运,这是一个被近代历史反复证明了的道理。如果是这样,当被统治的一方在力量整合方面达到了压倒对方或不容小觑的时候,同时统治者又具有足够的理性,这时候无论是选择革命还是选择妥协,都不至于付出太大的代价;而如果统治者缺乏足够的理性,缺乏成熟程度的被统治阶级此时无论是选择革命或者是放弃革命,社会都注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问题恰恰在于,在中国近代,统治阶级既缺乏足够的理性,被统治的阶级又缺乏充分发育的条件。如李泽厚所说,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非常偶然的,也就是说清政府实际是自己被自己打垮的,如果此说成立的话,辛亥革命的偶然成功便与后来的军阀混战缺乏必然的联系。在历史研究中,简单地把前后两件事联系起来,肯定其间有着必然的联系,也是一种对历史的误解或误会。李泽厚所陷入的思维误区,仍然是剥离了现实历史的现实主体,去追求所谓客观理性,以一厢情愿的历史理性,替代了现实的复杂人性以及由更多人性复合而成的社会性。

五、回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双向视野

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总是立足于当下,着眼于解决现实至为迫切的问题,以确定历史反思的重大方向、重点内容、重要活动。从这个角度看,“革命化”范式也好,“现代化”范式也好,都是顺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都是旨在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曾经长期致力于革命活动,改革开放之后转变为现代化建设,这就是当下理解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及其变革的全部理据。然而,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走过“革命”、“建设”一个轮回之后,我们发现,“革命”、“建设”以及与之对应的“革命化”范式、“现代化”范式绝不仅仅是一种历时性的替代关系,从更深层次、更为普遍的历史视野来审视,毋宁说是一种共时性的结构关系。

“革命化”范式的价值取向是主体性价值,在中国近代遭遇西方列强入侵的背景下,主体性价值的基本诉求毫无疑问是民族主体性,即民族独立。民族独立是一个民族成立的基本前提和基本价值,也是一个民族追求现代化的能动性的源泉。也就是说,经典的“革命化”范式虽然侧重于表达民族主体性的价值诉求,但它内在地对应于“现代化”范式的客体性价值取向,以现代化为根本的价值归宿。然而,民族主体毕竟不是单一的实体,民族内部划分为阶级,一个阶级在追求本阶级利益和价值的时候,往往又同其他阶级处于不同程度的紧张乃至对立关系。这其中究竟哪一个或哪些阶级能够代表、能够体现民族的利益和价值?历史事实是:只有当这个阶级的利益诉求符合分工规律的基本要求时,才能成为一种合理的利益诉求,否则,设想仅仅依靠暴力就可以打破某种分工格局,势必走向主观主义或唯意志论,从而背离民族主体性构成的共同利益基础和现实性基础。如此以来,革命化视野便失去了现代化视野的客体性观照,革命化视野便成为一种纯粹单一向度的历史视野,走向绝对主义。“现代化”范式的价值取向是客体性价值,人类经过几次产业革命,对自然客体性的揭示与把握已经深入到物理客体性及其实践形态——工业化生产。工业既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又是每一个近世文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就是说,典范的“现代化”范式虽然侧重于表达物理客体性的价值规定,但它内在地对应于“革命化”范式的主体性价值取向,以革命化为当然的价值旨归。然而,工业化生产乃至工业社会包含着一个双重的内在矛盾,即一方面是物化,人作为“工”人,作为工业生产力系统的一个物质要素发挥他的职能,由分工决定分配,从而整个生产过程、组织过程、社会过程归结为一个物化过程,最终在思想意识层面归结为一个科学化过程或理性化过程;另一方面是人化,工业机械作为人的肢体的延伸乃至大脑功能的放大,又在解放工人作为“人”,为人类个性、能力全面而自由地发展创造条件。人与非人,物化与人化、理性与人性,既矛盾对立又相辅相成。如果割裂二者之间的关系,一味地强调物化的逻辑、秩序,忽视、蔑视所有社会成员个性、能力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乃至取消、消解民族主体性和社会各阶级的正当的利益诉求,加剧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最终还是要损害到社会整体理性能力的发挥与建设。因此,抽离民族主体性和社会各阶级的矛盾性去追求所谓社会的稳定、秩序,势必然走向客观主义或唯理性论,从而背离物理客体性展开的人性前提和社会性前提。如此以来的现代化视野便失去了革命化视野的主体性观照,现代化便成为一种纯粹单一向度的历史视野,同样走向绝对主义。

总之,从根本上说来,人类(社会)与自然,主体与客体,革命化与现代化,相互之间全都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规定、相互过渡的辩证关系。“革命化”范式侧重于表达主体性价值取向,“现代化”范式侧重于表达客体性价值取向。在交互性的视域范围内,两大范式互融互通,都有存在的理由。然而,一旦超出它们相对性的界限,把其中某一视角或视野片面化、绝对化,以“革命化”范式否定、排斥“现代化”范式,以“现代化”范式排斥、否定“革命化”范式,把“革命化”范式与“现代化”范式分别变成一种单一向度的历史视野,便失却了历史审视的科学性和公正性立场,进而造成对于历史事实、历史价值的任意扭曲与妄加遮蔽。以上对“革命化”范式与“现代化”范式演进过程及内在构成要素的分析,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反对“革命化”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相互拒斥,强调其相对性的统一性,同时我们也反对有见于统一而消解其本质性的视角差异及其相对性。近年来,在“革命化”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关系上,出现了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可以称之为“包含论”。虞和平认为,“如果就完整意义上的现代化而言,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应该包含在现代化进程之中。这是因为,反帝是为了争取国家独立、建立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以便合理地利用国外资源;反封建是为了争取民主、建立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更好地进行现代化的社会动员。所以反帝反封建的改革和革命既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种重要动力,也为现代化建设解决制度、道路问题,并扫除障碍。”在这里,虞和平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大程度上是“应然”的视角,但改革、革命能不能完全“包含”进现代化当中呢?从虞和平自己的叙述逻辑看,又未尽然。按照他的逻辑,把改革、革命包含在现代化进程之中,其所产生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分析改革和革命的现代化意义,考察其是否到位?是否过激?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现代化的发展方向?”由此可见,改革、革命与现代化,除了包含的一面,还有不包含的一面。它们之间的关系,远非是简单地“包含”一词所能概括。第二种观点可以称之为“兼采论”。张海鹏认为,“用‘革命史范式’撰写中国近代史,局限于革命史的视角,可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注意不够。如果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注意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关注社会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反作用,就可以完善‘革命史范式’的某些不足。”在这里,张海鹏在坚持“革命化范式”的前提下,似乎采取了对于“现代化范式”的某种“兼容”态度。但是,这样一种兼容,只是在把社会经济作为一种“条件”意义下的兼容。如张海鹏所说:“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革命事业的成败相联系。”但是,就范式的“视角”含义来讲,我们认为,范式的“价值视角”才更具有根本性。所以,如果仅仅是在“条件”的含义上“兼容”现代化范式,实质上还是排斥了现代化范式。以上在“革命化”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相互关系的把握上所陷入的种种误区表明,无论是就从事历史创造的领袖人物来说,还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历史学家来说,只有回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双向视野——主体性价值取向和客体性价值取向,在对立统一的关系和“度”量水平上把握两种取向,才能最大限度地克服单向度历史视野的局限,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接近历史的辩证法,接近历史的真理。当然,这无论是对于历史的创造者来说,还是历史的研究者来说,都是一个永恒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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