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1年12月8日上午10：00-12：00

地点：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莼思堂

主讲人：朱英教授

新书简介：商人和商会作为资产阶级的重要讨论议题之一，一直以来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而关于商会和商人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特别是近代上海商会的研究，可谓浩如烟海，但在这样丰富的成果中，作者认为中国近代商会的研究仍存在许多无人探讨的地带和薄弱环节，具体表现为研究时段的不完整、区域及组织研究的不完全和研究视野的不全面。在本书中，作者关注了此前上海商会研究中，较少被探讨或是被误解的地方，如全国商会联合会复杂的成立过程及其发展演变、上海商会在民国时期的活动与考量、沦陷时期上海商会的生存状况以及个人在商会组织变化中的角色和作用等，展现出商会与政治在近代中国历史中复杂交织的图景。本书是作者多年研究商会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作者对商会研究的最新思考，牵引出该领域研究中众多值得进一步深思和深化的问题，正如作者所言，“跳出区域和商会”，将对我们进一步审视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史的走向，提供一个丰富而又独特的视角。

作者简介：朱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曾兼任台湾政治大学客座教授、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研究方向为辛亥革命史、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中国近代商会史，出版有《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1991）、《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1996）、《近代中国商会、行会及商团新论》（2008）、《商民运动研究（1924-1930）》（2011）等多部学术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近200篇。

出版信息：《曲折的抗争：近代上海商会的社会活动与生存策略》，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

2021年12月8日上午10点，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朱英老师的新著—《曲折的抗争：近代上海商会的社会活动与生存策略》读书会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莼思堂进行。本次读书会由朱英老师导读，魏文享老师主持。江汉大学的方秋梅老师、中南民族大学的李勇军老师参与了评议。本院的纪红书记、付海晏老师、彭剑老师、王龙飞老师、刘清华老师、许龙生老师及部分博士、硕士研究生全程参加了读书会。

会议伊始，朱英老师首先谈到了目前商会研究中的不足，他认为上海商会的研究需要跳出上海，与其他地方的商会进行对比，而具体到商会的研究中，又需要注意到先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不足，他提及36年前自己关于上海商会与抵制美货运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而近年在不断阅读材料和反思中写了相关论文，对曾经的观点进行了纠正。随后朱英老师梳理了自己进行商会史研究以来的一些历程，他提到章开沅先生在开辟商会史研究中的先行和推动作用，在章开沅先生的带领下，商会史与商人社团研究成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非常重要的特色之一，而我们的商会史研究为何会受到海内外的关注，其中涉及到的学术先行与坚持，对我们现在做研究仍颇具启发。朱英老师提到，早期的商会史研究是放在辛亥革命的讨论中进行的，即是放在对资产阶级的研究框架下进行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我们对商会研究的广泛认识，随着社会进程的发展及研究视野的开拓，商会史研究要跳出商会的视角，要通过商会史的研究来对整个近代中国的历史进行透视，而非就商会遑论商会。此外，朱英老师谈及了研究生写作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他强调问题意识在推动研究者进行相关研究中的作用，认为问题的立意会决定文章的高度，所以研究生在写论文时，需要先思考、多思考，将自己的论文主题与更宏大深远的问题结合起来，如此研究才会具有价值。最后，朱英老师结合研究范式的转换和发展，提到了新视角对推进研究的意义，认为需要对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导读结束后，与会的老师和同学对朱英老师的分享纷纷表达自己的感受并提出疑问。江汉大学的方秋梅老师认为组织的扩展研究表明了一种“去社会学化，逐渐建立中国本土学派”的趋势，她认为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几个问题，即组织背后联系的是什么？人的行动是怎么左右组织的发展的？而这是研究城市组织中向来较为忽略的，这也是《曲折的抗争》本书的优点，她提到如何认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本书给予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此外，方秋梅老师围绕着本书，对朱英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商会的抗争为什么是曲折的？它曲折在哪里？朱英老师回复认为“曲折”表现在一是商人社会相对于国家是处于弱势的，二是商会的要求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与国家之间处于一个不断博弈的状况。另外，朱英老师提到，在史学研究中会议记录的相关材料非常重要，常常反映出其与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研究生看档案时需要特别留意会议记录。

魏文享老师认为较早的商会研究是放在政治史的研究视野下，而随着学术界的评价尺度在变化，对于团体对抗的特性评价也在变化，其中值得重视的有两点，一是商人对训政的认识，其中也包含了商人的市场和资本的本位，二是商会的参与，更多是通电与上书，如果与西方商会比较，会发现这是一种非制度性的参与。朱英老师继续谈到，在商会的非制度性参与中，商会对在代表大会中的名额进行集会、争取与抗议，政府虽然增加了代表名额，但没有一个制度性的规范和安排。20世纪20年代以前，商会是比较单纯的，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少，20年代后，商会的选举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较为严重，这种现象不只是表现在商会中，还表现在教育、学术等社团领域，可以说，20年代前后社团受政治操控的普遍现象反映整个中国社会变了。

刘清华老师说了几点感受，他认为研究中间组织需要一个更广阔的视野，要关注各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他提出了一个疑问，在国家-社会的模式下，研究中容易出现一个抗争激烈的现象，我们应该如何突破这样一个模式？而中间团体与政府的关系又该如何界定？朱英老师对此认为研究商会、团体背后不能忽视人的主体性，应该注意到个人在团体中的行动对整个团体的发展、社会事件的发生所带来的影响，国家-社会的模式并不是一种完全对抗的模式，中间团体与政府不只是存在博弈现象，也存在合作与“商量”的一面。魏文享老师进一步认为，除了对中间团体行业进行讨论外，还应该重视中间团体研究中的行业与职业之间的联系以及行业背后的职业属性等。

李勇军老师紧接着谈了自己的认识。他认为本书是朱英老师长期对商会与商人研究的一个集大成著作，提出政商关系值得进一步思考，而对中国近代政商关系的讨论，既要追溯中国古代的政商关系，又要关注中国当代的政商关系，并同时要与国外的政商关系进行对比，如此得到的结论会更为中肯。随后，他对中国古代至近代政商关系的变化做了一个脉络陈述，并进一步提到清末商人与政府关系常态和非常态的转换，李勇军老师认为清末商人地位大幅度上升后，还出现了商人政府建立等现象，故而不能简单以“曲折的抗争”一言概之，除了注意到商人争取自身权益的一面，也应该注意到商人还有夺权的一面。

21级博士研究生阚勐森就商会在选举中的作用、沦陷时期的广州商会改选以及抗战时期商会的研究价值等问题向朱英老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朱英老师回应认为，整个抗战时期的商会研究都很薄弱，不管是大后方和沦陷时期的商会，研究都有待加强；沦陷区的商会改选还比较普遍，但沦陷区同大后方会存在诸多不同。

王龙飞老师谈到朱英老师的分享及商会领域的研究对其进行革命史研究带来的启发，针对中间团体研究存在的“散化现象”，他提出是否可以用一个主线和脉络将团体组织的研究串起来，此外，他还谈及商会在近代中国政治进程的作用，最后，王龙飞老师就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对朱英老师进行提问，诸如学术范式的转换与社会进程之间的关系、未来的什么方向和领域比较有研究潜力等。朱英老师回应到，学术范式的转换与社会对重大问题关注的转向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他回忆了上世纪80年代，自己所经历的学术范式转换对学术研究及问题讨论的影响；关于未来研究领域的潜能，他认为这需要年轻一代的学者通过自己敏锐的学术嗅觉去发现，而这也正是年轻学者所需要承担的使命。

讨论会最后，魏文享老师做了简短总结。他认为今天的讨论会，牵引出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如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政商关系以及中间团体的研究等等。随后，魏文享老师对参会的老师们、同学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此，12月8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莼思堂进行的《曲折的抗争：近代上海商会的社会活动与生存策略》读书会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