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初有句顺口溜——“对外开放看深圳，对内搞活看汉正街”。“汉正街模式”是当时我国三大制度创新之一，另外两个是“首钢模式”“小岗村模式”。然而，“汉口汉正街”作为武汉的文化大IP，并非只有这四十年。在纪念《人民日报》社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发表40周年之际，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汉正街道办事处邀请了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朱英，深入解读“近代汉口的商业与商人”。
在正位于汉正街的武汉跨境电商服务资源中心内讲“汉正街的近代历史”，朱英教授认为“非常契合”。
一、商业浪潮让汉口后来者居上
武汉是由三镇组成的，如果追溯历史，会发现三镇中发展最早的是汉阳。诸多悠久历史文化遗迹在汉阳也可见端倪。武昌是重要的军事重镇，因此发展也很早。
三镇中，汉口的发展反而较晚，但是却后来者居上。因为汉口“不走寻常路”，它的发展并不是沿袭传统的模式。朱英介绍，与国外很多城市的发展模式不同，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都是“以农立国”，“重农抑商”既是政策也是社会潮流，经济并非一座城市发展的重要途径，反而和政治军事更有关系。但是到了近代，情况发生很大变化，中国和世界市场建立了密切联系，开始出现有因“商”而兴的城市。汉口地位急剧提升，成为三镇最重要、最繁华的区域。
当时全国最著名、最重要的两个城市就是上海和汉口。“这两个城市很相似，上海今天是直辖市，长三角中心城市，但在很长的时间里，上海的政治地位一点都不高，只是‘上海县’，隶属于江苏。清朝时期，两江总督在南京，巡抚在苏州。苏州、杭州都非常发达，出了很多官宦和状元，上海只被称为‘小苏州’。无论从什么方面来说，上海都不算什么。”
汉口的发展较之上海稍晚一些。如果说，上海是近代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中心，那么汉口就是全国转口贸易的中心。无论是进口商品转向全国各地，还是全国商品转出去，汉口都是必经之路。
那时候，运货主要走水路，这就让上海、汉口显得越发重要。最初长江航运到宜昌为止，因为宜昌再往上走是三峡“天险”。外国来的是轮船，可不是小船，从来没有轮船能抵达重庆的。外国商人为了推销商品，不断冒险，最后还真就有轮船到达了重庆。
这样一来，整个长江贯通了。而武汉的汉水把西边几个重要省份也连接起来了。于是，汉口乃至武汉拥有了中国独一无二的区位条件。
当时，国外最著名的银行在汉口设有分行，各国在汉口设领事馆，汉口聚集了很多外国人。国外对汉口有各种溢美之词，比较著名的是美国人称汉口是“东方芝加哥”。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长江流域是最早直面西方商业文明挑战的区域，长江沿岸的上海和汉口推动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一条商业线路，更是一条文化线路。
二、辛亥革命能成功应记“汉口商人”一功
中国近代“商会”诞生之前，明清时期形成了十大“商帮”，比如晋商、徽商、潮商势力很大、影响很深远，但商帮到了近代慢慢衰落，这是因为近代有新式的金融机构，而票号跟银行相比落后许多。
清王朝在最后的十年进行改革，史学界称为“清末新政”。清政府推行各项新政措施，实施奖励工商、振兴实业的新政策，各省商会得以正式诞生。中国传统社会地位排序为“士农工商”，“商”是“四民之末”。可这一次，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重商”，商人一下子从“四民之末”跃为“四民之首”。
最早成立的商会在上海——上海商务总会。1907年，汉口商务总会成立；1916年，又升级为湖北省汉口总商会。各地商会诞生之后，商界有识之士又意识到应该使“会与会联合而成大会”。1907年和1909年上海商会两次发起召开的商会讨论会，都曾商议此事，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实现。民国建立后，上海、汉口商会继续推动华商联合会的成立，并于1912年在全国临时工商会议举行期间接连召集商会代表商讨相关事宜，通过了全国商会联合会章程，呈请工商部批准立案，终于让全国性商会组织得以正式成立。
这个过程中，上海总商会的王一亭和汉口商务总会的宋炜臣、盛炳记担负了发起、倡导、联络、筹划等作用。商会最早的领导人就是汉口人、上海人，后来是由汉口、北京、天津等清末民初几个最主要商会领导人轮流当，可见汉口地位有多重要。
“汉口商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成绩就是辛亥革命。”朱英介绍，武昌起义之前，全国商人没有公开支持革命的，因为公开支持意味着要被杀头。但武昌起义一爆发，武汉三镇商人尤其是实力雄厚的汉口商人，却旗帜鲜明地支持革命党。
当时革命政府为了获得民众支持，成立之初宣布免除苛捐杂税，受到商人们的欢迎。但这样一来，革命政府没钱了，难以为继。商会于是发出号召，让各行各业商人给予支持。这个说法有统计数据支持，当时湖北军政府财政最大的支持来源是商会。
武昌起义胜利后，清王朝派出清军南下镇压起义的革命军，湖北革命党人誓死保卫武汉，这场“武汉保卫战”持续40余天。汉口商人负担起了革命军的后勤，还组织了“商团”这样的军事武装，直接上前线去打仗。
“辛亥革命当中，汉口商人贡献很大。”朱英说，汉口商人遭受的损失也是极其沉重的。因为两军交战，从实力来说，革命军的兵力、装备等各方面都比清军要弱。本来最初战斗不在汉口市区，但战况不利，革命党人中最善作战的统帅黄兴坚持了一段时间还是不行，革命军不得不退守市区满春茶园。清军开始放火烧城，汉口最繁华的地区变成一片火海，汉口繁华的商业街市损失惨重，汉口商人遭受重创，元气大伤。所以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之后两次来到武汉，在很多演讲中对汉口高度评价。
三、走向全国的汉口商人，不在少数
武汉因商而兴，武汉的商业地位全国公认。“武汉最著名的商品行业是什么、最著名的商人是谁，大家似乎说不上来。在汉口商人中，有一些在本地非常著名，但没到海内外都知晓的地步。”据朱英观察，比较集中的说法是，走出去的汉口商人比较少。
朱英教授说起了自己的经历。最早去台湾时，他发现很多老兵写信回来时提到汉口都会写“汉口市”而不是“武汉市”，因为他们的记忆还停留在“汉口市”，习惯了。这也侧面说明了汉口的地位。
“汉口之所以给人如此深刻的印象，就是因为商业。”朱英说，说起“汉口商人”，如果追溯他们的祖籍，会发现他们很多不是本地人。“商业发展起来的都市，基本上都是移民。”这就像上海一样，因商而兴，来自广东、福建、山东的人去往上海做生意，而到汉口做生意的多为周围省市的人口。
他们扎根下来，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了；再后来，就是以武汉为家乡。所以在朱英看来，批评“汉口商人不走出汉口、不走向全国”完全站不住脚。“在这些商人看来，我们来到汉口，就已经‘走出来’了。他们走出了自己的家乡，来到了汉口。汉口也很好发展，他的目的地就是这里。所以说汉口商人没有开拓精神，没有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是脱离历史情境的一种苛求，不要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的商人。”
四、“劝业会”也是“敢为人先”的体现
武汉商人有一个显著优点，那就是“包容，通过正当竞争发展”，要知道，这也是“敢为人先”的体现，因为“竞争”是与传统守旧观念迥然相异的新思想。
朱英介绍，会馆也好，行会也好，传统的工商组织都不是支持竞争的。而在近代，武汉举办了“劝业会”，类似于“展销会”“博览会”，是清末湖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地方性商品赛会，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武汉，大家基本都知道“劝业场”这个地点，它有着沉甸甸的历史。说到这里，朱英专门提到了作出卓越贡献的张之洞，“对这样一位历史人物应该高度重视”。
对于武汉的工商业者来说，举办劝业奖进会的主要目的，是想改良国货。因为他们认识到欧美强国几乎“无国无会，无年无会，而赛会遂为实业竞争上之一重要机关”，要是中国没有竞争之策，等于是自我放弃。举办赛会，就是提供一个竞争的舞台。
武汉劝业奖进会虽然是地方性质的，但陈列的赛品来自全国各地。朱英从苏州市档案馆中曾查到了一份公函，是湖北劝业会写给江苏农工商务局的，内容介绍了武汉劝业奖进会，请该局如果有优美品物，就运到奖进会陈赛。
陈列展品有多丰富？湖北兵工厂的军械、陆军工厂的洋式皮靴、武昌制革厂的洋式皮箱等等，一位来自日本归国者参观之后，夸劝业奖进会“五光十色，争炫吾目，回想十年以前之景象，其相去若天渊”。
劝业奖进会让武汉商人爱上了竞争。章程规定，凡出品中有新发明物品，仿照外国物品，改良土货物品，以及独出意匠物品，那么经过审查，分别赏一等赏牌、二等赏牌、三等赏牌及奖赏执照，以示鼓励。
打破墨守陈规的陋习，鼓励创新与竞争，取代固步自封和限制竞争的种种行规，这一变化，根本说来是传统经济价值观被颠覆了。经过这种转变，武汉商人不再主要依靠行规垄断市场和技术来保全自己的利益，而是用自由竞争、不断创新追赶世界潮流。
（长江日报记者秦梦婷）
转载自：《长江日报》，2022年8月30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