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下午3点，由研究生院和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共同承办的第150期“华大论坛”学术讲座在逸夫国际会议中心一楼报告厅举行，本次讲座邀请了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志田为大家讲授“梁漱溟的文化眼光与认识取向”。本次讲座由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朱英教授主持，另外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付海晏教授及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周月峰老师也出席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周月峰老师作为罗志田教授的弟子简要介绍了罗教授的研究领域及在跟随罗教授学习的经历。随后罗志田教授以“是否穿正装”、“中餐与西餐”以及“中国人是否过圣诞节”引入讲座主题，即一直困扰梁漱溟的“中西文化问题”。“五四”学生运动后，此前并不出名的梁漱溟，因提出东西文化问题，而一举成为众矢之的，可以说“暴得大名”。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推广。文化，特别是东西文化，成为当时读书人心目中最为关注的问题。罗教授指出，与梁先生同时代的钱穆先生曾说过，东西文化问题是困扰了中国人一百年的问题，尽管梁漱溟曾强调他讨论的不是什么“东西文化的异同优劣”，而是东方文化的生死，即“在这西方的化的世界。已经临到绝地的东方文化究竟废绝不废绝”的问题。但大体上，他和钱穆所说的是一个问题。

罗教授进而以梁漱溟对中医的认识，指出其对中医、西医认识的发展过程。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中医还是一个中国文化出了问题的象征符号，甚至代表了中国的“不学无术”。但经过从1922年起的全面反思，到北伐后他对中医的认识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梁漱溟关于中西医的论述，其实是一个象征性的例证，关于中西医的说法，同样适用于中国学术与文化，这其实也是梁漱溟的文化认知取向。

罗志田教授指出，在中国这个特别尊重学问的文化里，“学位”的正统有着巨大的威力。就像中国一直想进入世界一样，中国学术因为要变成所谓现代学术，实际放弃了大部分的自我，包括对学问的认识和表述，几乎是完整地把外在的学术体系——从学科的分类到每一学科应当怎么研究，直到最后的表述全盘接受过来了。在很长时间里，大部分人视之为正当的常态，没觉得什么不好。只有少数人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梁漱溟就是其中之一。应当说他对文化的主体性有着比很多人更清楚的认识，所以他敏锐地意识到了中国学术及背后的文化不能表述自己的窘境，这也是梁漱溟的“杰出”之处。

罗教授以梁漱溟从1920年到1921年在北京和济南作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系列演讲为例，指出梁先生独特的文化认知取向与眼光。其当时的系列演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讲稿也很快出版。从当时的关注程度看，其影响不低于大约同时而稍早出现的梁启超之《欧洲心影录》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五四”后的几年不是一个简单的时段，影响上一代人最大的梁启超并为完全“功成身退”，而新一代人的偶像胡适正享受着“暴得大名”后的尊崇。梁漱溟能突然引起很多读书人的注意，甚至一度显出超越梁启超和胡适的样子，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也显示出他抓住了时代的问题。

罗教授在讲座中还多次提到与梁漱溟同时代的人的思想文化，指出尽管在思想或文化立场不同，都承认梁漱溟有关东西方文化问题的时代意义。如张君劢和章士钊都承认梁漱溟的确说出了一些人想说的话，也提出了具有时代性的问题；中共瞿秋白同样强调梁漱溟有关中西文化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有极大的价值；后来贺麟总结说，梁漱溟郑重提出东西文化问题，“在当时完全西化，许多人宣言立誓不读线装书、打倒孔家店的新思潮澎湃的环境下，大家对于中国文化根本失掉信心。他所提出的问题，确是当时的迫切问题”，由此可以看出贺先生也同样看重此问题“当时”意义。

最后，在场学生踊跃提问，罗志田教授给予耐心解答，讲座在一片热烈掌声中结束。